一、教学目标
　　本课叙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称帝和溥仪复辟帝制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本课教学目标为：
1. 知识与技能
　　通过概括课文内容，识记有关袁世凯称帝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项：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刺宋案、二次革命、《总统选举法》、“二十一条”、筹安会、洪宪帝制、护国战争等。识记有关溥仪复辟帝制的重要人物与事项：段祺瑞、黎元洪、张勋、府院之争、丁巳复辟、对德宣战等。知道北洋军阀三大派系及其主要首领。
　　从袁世凯破坏共和体制的过程，理解共和体制与专制独裁的区别。从“府院之争”理解军阀政治的特点。从洪宪帝制和丁巳复辟的失败，加深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2. 能力与方法
　　初步学习政治体制变革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认识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艰难性。教师可以从责任内阁、国会和宪法三个方面阐明近代民主制度的特点，使学生理解袁世凯是如何一步步破坏共和体制的；指导学生从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等人的行事，概括军阀政治的特点，对为什么要用武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作适当铺垫。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以北洋军阀破坏民主法制的丑恶行径为反面教材，教育学生尊重国家法制，不论将来地位如何，都要遵纪守法，在合乎国家法制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对于违反法制的行为应该深恶痛绝，勇于斗争。
二、教材分析
本课导语
　　本课导语用丁巳复辟时北京城内出现的奇怪现象形象地说明了复辟帝制已经背离了时代，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溥仪复辟的不得人心。
子目内容
　　袁世凯的“皇帝梦”。本目教学重点是袁世凯如何破坏共和体制。第一段叙述袁世凯通过刺杀宋教仁、出兵南方打败了革命党人，继而解散国会，并通过泡制《总统选举法》获得了几乎与皇帝一样的权力。
　　第二段叙述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以争取日本支持，并强奸民意“推戴”他为皇帝。第三段叙述护国战争的爆发和袁世凯帝制活动的破产。由于护国战争的爆发，袁世凯始终不敢举行登基大典而即帝位。
　　丁巳复辟。本目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是“府院之争”。第一段叙述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分裂和“府院之争”。第二段叙述丁巳复辟的经过。第三段叙述段祺瑞“讨逆”，重新控制北京政府。教师可以从“府院之争”到“丁巳复辟”最后导致皖系军阀段祺瑞实际控制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说明北洋军阀的统治实质是凭借军事力量左右政局，行独裁专制之实，“民国”实际上仅成了一块招牌。
三、教学资料
１、历史事实简介
宋教仁
　　（1882～1913）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先后在长沙和武昌参与组织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策划长沙起义，事泄逃亡日本。次年参与发起组织同盟会。1911年1月回上海，任《民报》撰述。1911年在上海主编《民立报》。同年参与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为总务干事。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后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领导国民党参加国会竞选活动。1913年初在长沙、上海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宣传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主张制定民主宪法。国民党获国会多数席位后，企图成立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专权，为袁所不容。同年3月国会召开之前，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刺杀。有《宋教仁集》、《宋渔父日记》等。
刺宋案
　　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准备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依据《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政权。在1913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内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成为第一大党。袁世凯对此不能容忍，决意铲除异己。他通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和秘书洪述祖，勾结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收买原清军军官武士英，在3月20日晚宋教仁离沪北上时，将宋刺杀于上海车站。案发后，袁还故作惊讶，下令查究。4月26日，宋案真相大白，全国顿时哗然，从而引发“二次革命”。有《宋教仁集》。
二次革命
　　又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采取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制袁发生严重分歧。袁世凯于4月26日又与列强非法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取得战争经费，加紧内战准备，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通电反对。6月，袁下令罢免三督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被迫起兵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挟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的“二次革命”全面展开。22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呼吁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北洋军大批南下，进攻九江、南京诸地。讨袁军斗志不足，节节败退。7月25日湖口失陷，8月18日南昌被占，江西讨袁军失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北作战失利，7月29日黄兴离宁出走，南京宣布取消独立。何海鸣策动南京第八师诸部恢复独立，与北洋军顽强血战，至9月1日南京为张勋、冯国璋诸部攻陷。12日熊克武军退出重庆。各地相继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被通缉，再次流亡日本。“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中华民国约法》和《总统选举法》
　　袁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一方面竭力破坏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加紧专制独裁统治的建立；另一方面大肆出卖国家的主权，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为复辟帝制积极作准备。袁世凯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的立法程序，1913年10月6日先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天，被袁世凯所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了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在会场外面捣乱。议员们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袁世凯又以国民党武装反抗袁军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438名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了国会。2月，袁世凯授意成立的“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于5月1日公布施行，以取代《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定宪法和官制、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12月，“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大总统无限期连任，大总统的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统治权，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袁世凯的头上除了剩下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以外，其他一切已和专制皇帝没有区别。
“二十一条”
　　1914年8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忙于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在中国大肆扩张。8月23日，日本政府以“承担日英同盟的义务”为由，对德宣战，占领德国强租的中国青岛。为了扩大侵略中国的范围，日军从远离青岛240公里的龙口登陆，先占领莱州半岛，接着又强占潍县车站，并沿胶济铁路西进，占领济南车站。11月7日，占领青岛，获取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产。接着，日本又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共分五号即五部分。
　　第一号共四条，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第五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等等。
　　总之，“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而且也威胁到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益。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搞起秘密外交。他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代表日置益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侵略军以换防为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进行武力威胁。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凯除对第五号条款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公然承认日本的要求。日本怕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最后也未敢坚持第五号条款。
关于杨度和筹安会
王学泰：《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节录）
　　1915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
一
　　……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他的祖父是个跟随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他只升为哨官就战死了。这个小小的“哨官”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父亲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来积功升为总兵，进入了官宦的行列。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因为父亲亡故得早，杨度便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侪身于仕宦之门，这样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可见杨度的出身是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的。
　　……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不是学他的经学，而是学其“帝王之学”。后来，杨度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这些学历对当时的士子来说都是有些独特性的。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学”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题目也弄不懂、更是无从下笔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按传统说就是“榜眼”，而“状元”的桂冠则被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摘取。在科场上因为名字犯忌而倒霉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例。“状元”是最为人们所妒羡的，“梁士诒”这个名字终于被嫉妒者发现竟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作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这是个常出“维新党”和“革命党”的群体）被怀疑是“乱党”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也连带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其懊丧之情可知。而且，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他就成为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杨度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向孙先生表示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之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主张君主立宪，但是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书呆老朽到欧、美、日本转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没有弄个子丑寅卯，然而考察报告还是要做的，于是就要请个捉刀代笔者了。他们选中了杨度。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他为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了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中都知道了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清政府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而王公大臣们根本不知道“法”为何物。于是，这些王公大臣表示要起带头作用，积极“学法”，而朝中最懂法的杨度便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开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他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策士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在谋图自己个人的发展。
　　……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如段祺瑞）相比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第一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
　　……
　　杨度的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与他们往来的人不多，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的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都是为了“救国”。我想这也是一种偏颇。
二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本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在六十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中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可资摭拾。
实际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评价。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一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仅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
　　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很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杨度对袁世凯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荐，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这样，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后来在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许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因此，当袁要当皇帝、需要人们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就会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作洪宪第一功臣，这样才有可能圆他的宰相或总理的梦。……
　　……筹安会曾经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十万册。我想，这些书大约也要靠公款购买，否则，要都堆在筹安会的仓库里的。印了这么多的书，现在是很难看到了。孙中山先生最为袁世凯所恨，在书中对他肆意诬蔑还不够，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都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其中自然包括杨度。
　　……
　　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堕落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受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国家属女性之说”，而女性软弱；“帝政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这些辨析不仅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仿佛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似的。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说，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开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编辑、印制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这报通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里带回一张《顺天时报》，用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从此戳破了假《顺天时报》的骗局。这一类事情都是袁克定通过筹安会杨度等共同筹划的。每当袁世凯有点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的操作方式也不对。1915年4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很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本年8月14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因为《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所以当办筹安会之时，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营业，并立即通知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动已经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筹安会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筹安会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表决团体。它还准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并鼓动各省驻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要求恢复帝国。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组织请愿，好像特别看重民意似的。但这已经让袁世凯、袁克定们等着不耐烦了。他们把杨度看成是迂阔、不中用的书呆子。杨度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毕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民意还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然而这就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能像那些大老粗军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杨度的老师王壬秋讲的“帝王术”“王霸之道”也不是这个做法。《洪宪纪事诗》引王壬秋《湘绮楼说诗》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无怪王壬秋说他是“书痴，自谓不痴”。杨度与王壬秋毕竟是时代不同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杨度想如他老师那样对各种各样野心家应付裕如、游戏人间是不可能的了。
三
　　1916年王壬秋逝世时，杨度为其师撰写的挽联是：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谈到他老师王壬秋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学到家。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壬秋是湘学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胁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也以游民为主。可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像杨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状态之中。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却和他们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起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识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有一致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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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之祠记》。我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有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文字中（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对杜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可是在杨的笔下，杜氏非常像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言“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倡导”。“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总之，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杨度食人之禄（每月送杨度银洋500元），为人说话，还是现代人的关于杜月笙的记载都带着阶级分析的眼镜呢？
蔡锷
　　蔡锷(1882－1916年)，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后去日本。1900年，他随唐才常等回国，准备在汉口发动起义，失败后再赴日本，先后在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称为“东亚之杰”。1904年，蔡锷回国，在清军中任职。他同情并支持革命党人，和同盟会黄兴、赵声等人往来密切。1911年初，他调任云南清军协统（旅长）。武昌起义后，他率部在云南起义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贵州独立后，他还派兵进军贵阳支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对蔡锷拥兵在外极不放心，把他调到北京任职，暗中加以监视。蔡锷对袁世凯卖国殃民、复辟帝制的活动极为愤慨，决定举兵反袁。他以与妓女小凤仙往来甚密为掩护，于1915年11月机智地躲过袁世凯派出的密探，逃出北京，转道日本，回到云南。12月15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伐袁世凯，发动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制度的护国运动。蔡锷不顾重病在身，亲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同袁军在川南激战。1916年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取得胜利，蔡锷就任四川省督军兼民政长。不久，他因病情恶化，去日本东京医治，11月病逝。孙中山对蔡锷作了极高的评价，书写了“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的挽联。1917年 4月，蔡锷的遗体被运回故乡湖南，安葬在长沙岳麓山。有《蔡松坡集》。
护国战争
　　在袁准备称帝期间，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梁启超的进步党等组织曾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前云南督军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蔡锷、李烈钧分任第1、第2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军总司令。计划第1军攻川，第2军入桂、粤，第3军留守云南，乘机经黔入湘，尔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黔策动起义。袁世凯急令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三路攻滇，企图一举歼灭云南护国军。第1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第6、第3、第20师各一部及部分混成旅,由湘西经贵州从东面攻入云南，第2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第7师和第3、第6、第8师各一部，与驻川北洋军和川军会合由北面进攻云南。曹锟任第1、第2路总司令。第3路为广东陆军第1师师长、云南查办使龙觐光部由粤经桂入滇，袭扰护国军后方。
　　1916年1月16日，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17日，向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发起进攻。次日，占领四川高县西北之横江。19日，向叙府(今宜宾)西南之安边进攻。第1支队在正面实施佯动，第2支队利用夜暗迂回至安边侧翼，突然发起攻击，伍部向叙府溃逃。护国军乘胜追击，21日占领叙府。嗣后，袁军分四路反攻叙府，均被击退。
　　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一路由黔军第1团至第3团合编为护国军东路支队，王文华任司令，进击湘西。一路由第5、第6团和戴戡所率滇军合编为滇黔联军右翼军，戴任总司令，向四川綦江、重庆一带进攻。2月13日,戴部抵川黔边境松坎(属贵州桐梓)。14日，向川军第1师等部发动进攻，至18日，连克綦江以南之东溪、马口垭等地。下旬，袁军陆续增兵向戴部反攻，戴部相继退守东溪、松坎，与敌对峙。
　　蔡锷所部赵又新梯团一部与已起义川军刘存厚第2师，于2月初联合向四川泸州发起攻击，一度占领泸州外围蓝田坝、月亮岩等要点。北洋军陆续抵泸后，护国军寡不敌众，退守纳溪等地待援。23日，蔡锷根据敌我态势，决定采用两翼包围、正面突破战术，以攻势防御消灭袁军。28日开始反击，战至3月6日，袁军伤亡惨重，护国军亦因弹药不济，人员疲惫，分路撤出纳溪至叙蓬溪(今护国镇)一带有利地形休整。15日，蔡锷乘袁军官兵厌战，物资补给极其困难之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分三路反攻纳溪。17日，担任主攻的右翼赵又新梯团从纳溪以东之白节滩发起进攻；中路顾品珍梯团在正面牵制敌军；左翼刘存厚部攻占江安，保障主力侧翼安全。19日，护国军全线突破袁军前沿阵地，歼敌一部。至3月底，陆续收回失地。袁军伤亡甚众，无力继续作战。
　　王文华率护国黔军于1916年1月下旬进抵黔湘边境后，立即分路向湘西袁军进攻。第1团于2月2日晚乘湖南晃州(今老晃)城中袁军欢度旧年除夕之机发起攻击，袁军不备，次日败逃蜈蚣关(距晃州东约15公里)。黔军进占晃州。4日，攻克蜈蚣关，歼袁军第5混成旅和镇远道守备部队各一部。第3团于2月5日克黔阳。其间，第2团攻占麻阳城外围部分据点，曾两次攻城未果。13日，第1、第3团联合向沅州(今芷江)发起攻击，袁军弃城逃走。14日，黔军占沅州。王即以第1团一部兵力支援第2团再攻麻阳城，16日攻克该地。至2月下旬,护国黔军连克洪江、靖县、通道、绥宁等地，击溃袁军约3个混成团兵力。3月中旬，袁军向麻阳、黔阳等地发动反攻。护国黔军顽强抗击，牵制湘西袁军向主要方向四川转移兵力。
　　李烈钧部于1916年2月20日由昆明向广西开进。3月初，在滇桂边境之广南、富宁地区与龙觐光部展开激战。第2军张开儒梯团于富宁东面之皈朝地区击退龙军第1路司令李文富部多次进攻，双方成僵持状态。第2军方声涛梯团与龙军第2路司令黄恩锡部在广南地区激战数日，将黄部击退。15日，宁武将军陆荣廷通电宣布广西独立。云南护国军趁势向龙军发动反攻。与此同时，由云南前出广西截击龙军的第3军赵钟奇梯团进抵西隆(今广西隆林),与方声涛梯团夹击黄恩锡部。黄部战败，残部向滇南逃窜。由第3军一部改编的挺进军黄毓成部，此时亦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协同桂军包围龙觐光指挥部,并将其全部缴械。李文富见大势已去,率众投降。窜至滇南的龙军第3路龙体乾土匪武装和黄恩锡残部,遭第3军刘祖武等部阻击，部分被歼,部分逃离滇境。
　　袁世凯三路攻滇计划失败，加上在广东、山东等地袁军亦遭到打击，外交上又连受挫折，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位。为彻底推翻袁的独裁统治,5月8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军务院。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益陷窘境，6月6日病死。
　　蔡锷等护国军将领依靠人民支持和部队旺盛士气，适时变更部署，持重待机，重视瓦解敌军，并采用佯动、袭击、割裂等手段，使护国战争赢得胜利，推翻了洪宪帝制。但代之而起的仍是直、皖、奉北洋集团的军阀统治。
段祺瑞
　　（1865～1936）皖系军阀首领。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85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1889年毕业后赴德国学习军事。次年回国。1896年调往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1901年底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段成为袁世凯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段与冯国璋、王士珍被人们称为“北洋三杰”。1909年调充第六镇统制。次年调任江北提督，加侍郎衔，驻江苏清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奉诏驰往湖北镇压革命。南北和谈期间，段于1912年初秉承袁世凯意旨，两次电促清廷退位。3月，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1913年，段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镇压二次革命。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调集豫、鄂、皖等省军队镇压白朗起义。1915年5月，他因不满袁世凯自为帝制，称病辞职。袁被迫取消洪宪帝制后，请段复出，任参谋总长。4月，段代徐世昌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6月，袁世凯死，段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1917年因对德宣战问题与总统黎元洪矛盾激化，黎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段则策动督军团倒黎。张勋以调解为名带兵进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组织“讨逆军”进京驱逐了溥仪和张勋，迎原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自任总理，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段决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受到冯国璋为首领的直系的阻挠，11月段被迫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但他策动督军团主战，迫冯请段复出和对南方用兵。当北洋军占领湖南衡阳后，直系将领吴佩孚于1918年8月接连发出罢战主和通电，并攻击段政府的亲日卖国政策，直皖矛盾加剧。9月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任总统，段亦辞去总理职专任参战督办。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败北，段去职移居天津。此后，段与奉系张作霖及南方孙中山联合反对直系统治，至1924年10月，奉系联合冯玉祥部打败直系，段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1926年3月18日，段竟然唆使执政府卫队向北京各界人民反帝请愿队伍开枪，死伤百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4月段又图谋联合奉、直，打击冯玉祥国民军，事泄段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因不为吴佩孚、张作霖所重视，遂退居天津租界当寓公，自号正道居士。1933年2月段移居上海，1936年11月在上海病逝。
张勋
府院之争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继续行使召集国会，裁撤参政院，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补任冯国璋为副总统。1917年春，围绕中国是否参加欧战问题，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产生了矛盾。日本积极支持亲日派国务总理段祺瑞参加协约国，组建参战军以扩大皖系军阀实力；英、美等国不希望日本及其代理人的势力坐大，直系也担心皖系势力扩大于己不利，他们支持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反对参战。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在参战问题上白热化了。段祺瑞派出“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迫令议员赞成宣战案，遭到议员们的拒绝。黎元洪乘机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院总理之职，并以外交总长伍廷芳代国务院总理，而段祺瑞通电各省否认此免职令。辫帅张勋率军进京调解，演出了溥仪复辟的丑剧。
2、图片史料说明
在上海闸北公园里的宋教仁塑像
　　宋教仁塑像在今闸北公园，公园前身为宋公园，1924年6月建成，葬宋教仁于园内，墓呈半球形，墓前立有孙中山手书的“宋教仁先生之墓”石碑。墓顶有一座雄鹰与毒蛇搏斗的雕塑，象征着宋教仁一生与腐朽势力斗争。墓前立此石雕像，雕像座正面刻有章太炎手书的“渔父”二字，背后为于右任题字。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
　　“二十一条”签字时，北京政府代表曹汝霖等与日方代表合影
北洋政府迫于日本武力威胁于1919年5月9日答允了“二十一条”。图为参与“二十一条”谈判的中日代表，左前二人依次为曹汝霖、陆征祥；右中为日本驻华公使、全权代表日置益。
袁世凯称帝前，到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他说：“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亡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之精神隐相翕合。”根据内务部的呈文，袁世凯命令：“本年十二月二三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届时“本大总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诣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23日清晨，自新华门至天坛用黄土垫道，戒严净街。袁世凯乘坐汽车，警卫森严，前有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骑马并行开道，后有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保镖，四周大队骑兵前呼后拥，威仪与前清帝王出宫毫无二致。袁至天坛，在更衣殿换上明代交襟式大袍，有带束腰，穿上薄底长靴（如京戏中所穿），头戴“平天冠”（冠上有一块长方板状的顶部，前后可垂冕旒），然后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

课堂训练释疑补充

为什么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三个方面回答：第一，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让学生复习第7、8课的有关内容，如《临时约法》、废除身份等级制度、废除跪拜礼等等。第二，进步力量的有力抵制，如梁启超的文章和护国战争的发动。第三，北洋军阀内部的分化。袁世凯的手下不愿对他俯首称臣，也不希望整个北洋集团成为袁世凯帝制的殉葬品。

丁巳复辟草草收场说明什么问题？

这也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两个方面回答：第一，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如上面问题已经展开过，这里只需提示人民群众的具体表现如拒挂龙旗、集会声讨等即可。）第二，皖系军阀为了实行独裁，不惜利用溥仪复辟以赶走政敌，“民国”成了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招牌。